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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小躍:說君子(25)

          3.不當其所為的君子之義。實際上,“義者,宜也”有正反兩方面的意思。“當其所為”是正面義;“不當其所為”是反面義。通俗的說,“義”是指正面的“應當做什么”和反面的“不應當做什么”。所以說,當其所為之“義”是君子所由,不當其所為之“義”亦是君子所由。

          君子做美好的事、合乎理的事而不做污穢的事、不合乎理的事。誠如荀子所說:“君子為修而不為污”(《荀子-不茍》)。講求中庸之道的君子,一個非常重要的品行就是他們能夠安心處于他們“該”在的位置并做他們自己應該做的事,所以他們不羨慕本分以外的東西。換句話說,君子只是做應該做的事,而不去做不應該做的事。“君子思不出其位”(《論語-憲問》),“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中庸》),此之謂也。儒家所提倡的“修身”正是包含了“義”的這正反兩方面的內容。《中庸》強調“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實際上是要求君子修身要以“道”為其原則。“修身以道”,此之謂也。行道與不違道是修身的兩條路徑。行道是義,不違道亦是義。行道是當其所為;不違道是不當其所為。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以及《荀子》這些儒家經典非常詳細地指出了“不當其所為”的君子之義的內容。

          其一,君子不應當做不仁的事。以仁存心,以仁修身是儒家一以貫之的原則。同理,君子之所為君子乃是建立在有仁愛之心,有仁愛之行,如果離去了這一核心價值觀,就不可能成其為君子矣。這也就是為什么孔子那么強調君子不應該去掉仁的原因所在。孔子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論語-里仁》)君子之名與仁愛緊密不可分離,成全人之美,幫助人之需,給予人之求就是仁愛,照此去做就是義。“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韓愈語),此之謂也。如果違背此道,那就是成全人之惡,如此就不是君子應該做的事了。所以,孔子才指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論語-顏淵》)。
          作為一個君子你就不應該將連自己都做不到的和連自己都厭惡的事情推及和強加給別人,這就是儒家特別強調的“忠恕之道”。將美好的事情推及給別人,這是應該做的;將不美好的事情強加給別人,這是不應該做。你只有正面做到了你的應該以及反面做到了你的不應該,這算實行了仁愛之道呢!《大學》和《中庸》都重點論述了這一問題。《大學》是通過對所謂“絜矩之道”的解釋來申明儒家的恕道情懷的。《大學》說:“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絜是量度,矩是畫方形的工具,所以所謂“絜矩之道”就是法度的意思,它構成儒家道德上的一個重要原則和規范。自己若厭惡在上者不尊重我,那就不應當對我的下屬不尊重;自己不希望下屬對自己不忠誠,那就不應當背叛自己的上司。同理,當我們在社會中應對各種前后、左右等等的關系時,只要是你自己不愿意接受的某種方式和行為,那么你就不要用同樣的方式和行為對待你相應的一方。這就叫著推己度人,即以同理心替人設想,從而使人我之間各得其宜,以達到人與人之間協調平衡的絜矩之道。這一為君子所循的道德原則在孔子那里被視為“可以終身行之”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而在《中庸》里被視為君子之德的且是違道不遠的忠恕之道:“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這一忠恕之道是要求人們,如果自己不愿意而厭惡的事情,不要將此強加到別人頭上。另外,你要求別人做到的事情,你自己首先要做到。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求別人對你做你自己都沒做到的事情,這就不應該了。由此可見,忠恕之道的本旨就是要求人們不要做不應該的事情。也就是說,“不當其所為”的事情,作為有道德的君子你就不要去做。

          其二,君子不應當做謀利而不謀道的事。丟棄道義而一味謀取衣食,因為貧窮而懈怠道義,不顧道義而被錢財收買,這是儒家一向所要否定的,也是君子“不當其所為”的事情。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荀子說:“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荀子-修身》),孟子說:“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公孫丑下》)理解儒家的這一君子之道,還是應該從道義與富貴財貨的關系上來加以把握。也就是說,君子所不應該做的只是違道背義的單純追求物利的行為。孔子的“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正是這一精神的最好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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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現代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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